原标题：死亡教育调查：作为医护，时常面对却未必从容面对

清明节，承载着人们对逝者的思念。疫情中的清明，在全国默哀的3分钟里，人们对死亡产生新的认知。每个人都经历、思考过死亡，但真正接受过死亡教育的人并不多。

作为医护人员，日常工作中接触的“死亡”远远高于普通民众。即便如此，对于一位医务人员，“如何理解死亡、如何与患者沟通”未必是个能说明白的话题。

清明节前，健康界对来自各个科室的近百名医疗机构从业者进行问卷调查，并采访三位专家，共同分析医护人员开展死亡教育的现状。

其中，参与调查的医疗从业人员中76.4%为女性，23.6%为男性；年龄在30-40岁的占42.7%，40-50岁的占31.46%；从职业属性来看，护理人员占41.57%，临床医生占31.46%，行政管理人员占11.24%，行业内其他从业人员占15.73%。

受访者年龄分布

现状：重要却缺失的死亡教育

您认为有没有必要对医护人员进行死亡教育？

超过七成受访者认为，有必要对医护人员开展专门的死亡教育，另有两成受访者认为可以融入在日常工作中。

您主要在什么阶段接受死亡教育？

与之相对的是，超过40%的受访者表示“没接受过死亡教育”，另有受访者在“其他”选项中注明，是通过自己看书感悟，或者自己在外参加培训所接受的。

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常务理事、安宁疗护专家、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主任路桂军告诉健康界，目前中国对医护人员的死亡教育开展不足，从学校到临床之间有很大空白。部分高校在选修课中会涉及，但是课时太短。

您认为目前缺乏死亡教育的原因是什么？（多选）

偏重临床技能教育、轻视人文教育被受访者提及率最高。

此次调查显示，受访者认为，国内死亡教育缺失的原因依次为：医学教育偏重临床技能，轻视人文教育；受传统观念束缚；医护人员工作太忙没时间接受，其中，前两项的提及率均超过五成，而认为“没必要”的仅有不到6%的提及率。

对此，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岳表示，虽然东西方对“死亡”的理解的确存在文化差异，但把死亡教育缺失归为受传统观念、民间传统文化的影响，是对于东方民间传统文化误读。

“其实东方文化并不回避、恐惧死亡。但在死亡教育上，西方确实存在宗教背景的优势他们都以为死亡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的开始。”‘王岳认为，家庭应是死亡教育的第一课堂，重视死亡教育应该从家庭中的父母开始改变。从社会层面出发，清明节也是开展死亡教育的节点。

谈及普及死亡教育的方式，路桂军用了一个新鲜的提法：“狼来了”——多喊“狼来了”，也就是多谈论死亡，会降低对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回避。“

意义：正确面对患者死亡，继而帮助更多患者

对您来说，死亡教育有哪些作用？（多选）

在受访者看来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，死亡教育的作用依次为：树立正确的生死观；认识医学的局限性，正确接受患者生死；更好与患者及家属沟通；有助于自己的心理健康。

您主要想学习哪些内容？（多选）

调查显示受访者最想学习的内容是如何与患者及家属沟通严重病情。

“’与病魔作斗争，战胜死神‘成为医护人员的职业荣誉。挽救危重症患者的生命会增加职业荣誉感，一旦无力回天，便对医护人员有严重挫败感。”路桂军指出，这是当前死亡教育最严重的问题，临床医护必然要面对患者的疾病难以治愈，生命走向终结的结局。

但是，医护人员在面对这些临终患者时，通常不会采取积极的处理方式，能回避就回避。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没有能力处理，另一方面，医护人员自己也未必能从容地正面面对患者死亡，往往还会增加自己的心理压力。

在路桂军看来，医务人员应该担负起临终患者及家属的情绪抚慰工作，因为殡葬行业的主要工作在丧葬，对家属情绪的关注比较少。

死亡教育是一个探讨生死关系的教学历程，目的是帮助人们树立科学、合理、健康的死亡观。“生为您疗伤，死为您代言”是死亡教育专家对每位医护人员的期盼。即患者活着时，医护人员通过医疗手段延长生命，提高生活品质。一旦面临死亡，医护人员让患者有尊严地离开，抚慰家属的哀伤。

“死亡教育不仅仅对于医护人员有意义，对于全民都是有意义的。”王岳说，它对医学生和医护人员特别的重要。

一方面，医务人员的职业具有奉献精神，如果从事这份职业只为图财，这是可悲的；另一方面，医学到了终点必然要面对死亡。所以，医学生和医务人员应该比普通人更擅长谈起死亡，更擅长帮助病人面对死亡。

试想一下，如果一名医学生和医务人员自己都无法从面对死亡的恐惧中走出来，又如何帮助身患绝症者或年迈濒死的老人呢？ “

路桂军指出，医务人员对普通民众的死亡教育主要针对个体，帮他们在亲人离世后尽快走出哀伤。

他记得，曾经有名临终患者对他说：“之所以称你们为白衣天使，是因为在我患病以后，在我最无助彷徨、痛苦孤独的时候，你们的出现能够给我温暖、抚慰、安全的感觉。”对此，路桂军感慨，医学生和从业人员一定要手握两种能力，左手是科学技术，右手是人文关怀，只有如此，未来医患关系才能更加紧密，才能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前进。

怎么样做有效的“死亡教育”

您愿意通过哪些形式接受死亡教育？（多选）

受访者最倾向通过专业技术人员讲解及真实案例接受死亡教育。

对于医务人员的死亡教育，专家认为更多地应在医学院校补上这一课。

以北京大学医学部为例，学校会针对研究生开展死亡教育课程，课程内容包括写“遗愿清单”和墓志铭等形式。

王岳告诉健康界，自己还会组织学生去讨论每个人的遗嘱及医学预嘱，比如财产处置方式、是否希望有尊严地离开以及是否捐献器官等内容，目的是希望学生思考生命的意义。

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讲师赵忻怡告诉健康界，在国外的医学院会举办相关讲座，不过通常不是单独针对死亡教育的话题，而是贯穿在伦理学或社会学的课程中。部分学校专门开设了临终关怀的辅导课，会专门教授相关联的内容。

那么，医务人员又该怎么样对患者家属进行死亡教育呢？对患者家属来说，亲临死亡事件也是一次认知死亡的机会，医护人员也会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产生“共情”，从而能更好地认识死亡，与患者沟通。

路桂军向健康界讲述一件真实案例：

一名50多岁的患者走向生命末期，时常问医生自己是不是“没有希望了”，流露出很悲伤的神情。他平时感觉自己很豁达，能正确面对生死，但从表现看，他显然还是恐惧的。一天晚上，他的情况不太好，他突然问他妹妹：“你今天晚上能不能不睡觉？”他妹妹也明白他害怕死亡。

在患者住院期间，安宁疗护团队会询问患者的妹妹的态度，倾听她的想法，了解家属在经历亲人逝世后，死亡观发生了哪些变化，是否需要帮助其调整心态。同样，医护人员感受到患者在生命末期不仅是简单的生命流逝，还有家庭、情感问题需要处理。

事后，患者的妹妹向安宁疗护团队表示，“如果自己将来到了要走的时候，首先我不想拖累家人，第二，我不要有太痛苦的感觉，无畏的抢救就不要做了。”

“我们在事后讨论，患者和家属家面临死亡时，医护人员不是站一站看一看，检查诊疗后转身就走。”路桂军希望，医护人员能够伏下身，贴近患者、走进家庭，针对患者情况积极干预。其实在生命尽头，患者也有强烈的倾诉愿望，这也是死亡教育的意义。

要不要培养专门的死亡教育人才？

您认为通过什么方式对患者及家属进行死亡教育比较好？（多选）

对临终患者及家属同样需要死亡教育，受访者认为将沟通教育融入诊疗过程、设立相关志愿者是最佳途径。

据以往调查了解，与多数人预想的相反，每个逝者都希望有时候自己清楚了解病情，获得临终沟通。

“但是，谁来沟通成了问题。只有医护人员具有足够的知识储备，才能驾轻就熟地引导患者。”路桂军表示，这需要医生会暗示患者，循序渐进引导患者。

在路桂军看来，当前死亡教育的需求量非常大，最突出的问题在于供需不匹配。关键在于招募培养能科学谈论死亡的专门人才，国家应该建立相关机构，并且有一定的社会回报机制，才能让更多人来加入死亡教育的行列。

借鉴：负责死亡教育的医务社工

在中国香港地区，死亡教育主要由医务社工负责。

赵忻怡介绍，医务社工是一种专职职业，有一整套规范的职业流程。医管局相当于医务社工的雇主，派遣医务社工去医院提供服务。“

“同医生、护士一样，医务社工需要行业准入资格。医务社会必须学习医学社会学等课程，获得社会工作专业硕士，达到一定职业学习时间后，才能获取许可，从事医务社工工作。香港还成立了相关专业委员会，主要负责医务社工的资质准入审核、处理投诉情况等。” 赵忻怡说。

医务社工的具体工作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：

第一阶段是在医学院阶段，学校会开展相关课程或讲座，医务社工会参与其中。

第二阶段是临床阶段，香港会对末期患者及家属提供社会心理服务。医务社工作为医生、患者及家属间沟通的桥梁，三方共同参与到患者的临终关怀服务中。

另外，有的死亡案例可能会对医护人员的心理造成冲击，医务社工会为医护人员单独开设工作坊或专业咨询。

据介绍，医务社会对患者和家属的死亡教育绝大多数都是长期服务，前后加起来至少需要一年时间。从患者被诊断为不治之症后，医务社工就开始介入。患者逝世也不意味医务社工完成任务，他们还会继续跟进患者家属的状况，对患者家属开展死亡教育，提供心理辅导，直到患者家属调整好心理状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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